从宪法制定权的角度来说，《临时约法》体现了立宪主义的基本要求。

从宪法实践的历史来看，没有方案，这种悲剧总会再现。或者说，从事实论的角度，具体到一个历史时期，不排除皆具两种时刻的时代气质的时期的存在。

但是，这并不代表它永远动不起来，需要转身频繁修宪乃至其他更为剧烈的宪法变动的途径，穷尽制度内资源是规范宪法学的基本立场之一。[7] 但是，这个四个命题前后相连地呈现，只是宪法历史上的一种情况。[5] H.L.A.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66ff. 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 Ri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6ff.[6] [美]阿伦特著，陈周旺译：《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2页。[5] 申言之，较之非常时刻，平常时刻即使是静态的，也只是相对的静态，宪法发展存续其间。对此，它必须面对这样一项诘问：既然改革是一场革命，那么宪法是否也消解这样的革命？若不消解，与其宪法源于革命，但又对峙革命，是革命的终结的断然判断有所出入，容易产生选择性终结的嫌疑

例如，欧盟文件中经常使用东道成员国的文字，反复提及居住期限。例如，在2002年的鲍伯斯特诉民政总署国务秘书案中，法院用比例原则缩小成员国限制迁徙自由的权力。因此，在程序法领域，程序法律制度尽管不能保证程序正义理想得到彻底实现，但应当尽量减少或者克服明显非正义的情况，应该满足一些起码的价值标准。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行政公开制度的意义由民主政治价值向信息资源利用最大化经济价值的扩展。第二部分：主体此部分包括两章，规定了行政机关、利害关系人。采用程序型的国家主要有美国、瑞士、日本和韩国。在现代社会，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行政程序立法目的已普遍多元化，保护公民权利和提高行政效率已成为每个国家行政程序立法的双重目标。

基本上也完成了行政立法程序。在每章之下又按照程序的开始———进行———结束的发展过程规定相应的程序制度。

[43] 从近年来关于行政规划的相关项目的名称也可以看出，如2005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行政规划法律制度研究， 2006年立项的司法部重点项目行政规划法律制度研究。[1]保护公民权利已从单纯的限制行政权力转向鼓励行政机关积极、公正行使权力，一个高效率的政府被认为是一个最能为国民提供福祉的政府。所以，公正与效率之间在行政程序领域并不存在绝对的排他性，行政程序最基本的方针，是研究如何设计一个使行政机关官僚武断和伸手过长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制度。第二种意见认为如果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对待、处置现有程序性单行法律、法规的方法有两种：[30]一种是抛弃或部分抛弃现有程序性单行法律、法规，完全或基本以统一行政程序立法为准;另一种是维持现有的程序性法律、法规，只对尚未实现程序法治化的一些行政活动领域进行统一立法。

保权模式的宗旨是以保护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程序权利为重心。试拟稿的说明中提出法典的通常架构形式为总则、分则两大部分。联合国1946年第59(1)号决议中提出信息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联合国追求的所有自由的基石。其二，公正的行政程序应当能够防止行政权力滥用，行政机关应当尊重当事人、平等对待当事人，无偏私行使行政权力。

这也使得最低限度公正行政程序制度为相对人面对行政权力提供了最基本的权利保障。韩国《行政程序法》规定的行政行为有：行政处分、申报、行政立法、行政预告、行政指导。

中国的行政程序法典已然走了一条先分散、后统一，先地方、后中央的立法路径，目前的问题是中央层面在条件成熟时下一步是定位在全国人大制定行政程序法典，还是如政府信息公开立法那样，先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由于行政程序法典以行政权为调整对象，且被定位为规范行政权的基本法，因此，由全国人大制定行政程序法典是最为理想的，似乎也是多数人所认为的应然选择。4.中国未来行政程序法的选择中国未来行政程序法中可以考虑规定以下种类行政行为：第一，行政决定。

应松年：《政府职能转变与行政规划》，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在应松年教授主持拟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框架稿》(第一稿， 2001年12月)说明中较好的分析了这个问题。考虑是否在程序法典中规定实体内容，不必拘泥于程序二字字面上的限制，关键在于所要规定的实体内容是否是立法应当规范而又无法在其他立法中加以规范的。将行政复议程序作为行政程序的一个环节规定在行政程序法中的作法体现了对行政程序作出事前、事后整体规范的思路。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其实体条文所占比重为三分之一强。葡萄牙和澳门地区行政程序法都规定了默示批准和默示驳回的制度。

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目前行政法在不少领域尚处于无法可依或立法不完善的状态，如行政组织法缺位现象十分严重，行政行为的成立与效力等实体问题缺乏规定。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目前在我国都欠缺立法规定，而它们的运用领域和范围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深入将日益广泛，有必要在行政程序法典中作出规定。

[37] 参见《日本公正、透明之行政程序委员会报告》，载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页。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规定的行政行为有：行政处分、行政契约、法规命令及行政规则、行政计划、行政指导、陈情。

2.程序与实体并存型程序与实体并存型指行政程序法中不仅有程序规定，还包括实体内容。但根据姜明安教授在专家建议稿形成之后的论文中所主张的观点，他对此规定有所修正，明确提出将行政程序法定位为行政程序的基本法。

统一法典生效后，旧法中关于同一事项的规定被废止，适用统一法典。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处理统一法典和与之处于同一位阶的法律之间的关系，如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的关系。而德国、奥地利等大陆法系国家所谓法典化，是指将判例、学说等形成的法律原则予以条文化、成文化，使其成为形式意义的法律。同时，对国外行政程序的研究也日益广泛深入。

然而，《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都属于行政权力事后救济机制，而非对行政权力的过程监督。瑞士《行政程序法》第4条规定：联邦法律关于程序另有规定者，于不抵触本法之范围内亦适用之。

此后二十年来，中国行政法学界，包括理论与实务工作者，都为在中国建立完善的行政程序法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突破了程序法的名称限制，在法典中规定了行政行为的效力、行政合同等实体内容，部分实现了行政法法典化的理想。

(2)行使这些权力的法定要件。侧重保护公民权利的形成权利模式，侧重提高行政效率的形成效率模式。

然而，行政行为的内涵、成立要件、效力的内容等在理论上的认识存在较大争议，给行政实践造成很大的问题，需要在法律制度上将之明确化，以解决适用中的不统一和不明确的问题。日本1993年行政程序法的出台非常匆忙，《日本公正、透明之行政程序委员会报告》对1993年行政程序法的内容作了这样的说明：本委员会虽非忽视以整体性、概括性为目标所进行调查检讨之意义，但就迄今尚未能实现制定行政程序法为一般性规定之原委始末、来自国内外对统一整理行政程序之要求暨我国行政运作之实务等各方面加以综合考察的结果，此次乃采取与行政程序相对人之国民权益有直接关系之部分为范围，优先统一整理行政程序法制，较为妥适之见解。日本在二战前行政法体系深受德国影响，但二战后，在美国占领下，随着新宪法的制定，其法律体系和法律理念大幅度英美法系化，而且日本行政程序法的出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西班牙行政程序法包含大量行政组织内容，不仅规定了中央与地方行政机关以及地方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还规定了行政部门的设立及其职能，并规范了集体领导机构的内部规程。

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四章为公法契约(行政合同)，共计9条规定了公法契约的订立、效力、方式等内容。我国现行行政程序立法采用了区分行政行为类型、逐项立法的进路，由于立法速度没有跟上，导致有的行政行为领域无程序法可依。

消极性正义理论[4]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为人们理解正义、进而实现正义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分析方法。包括行政机关主动公开和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公开两种方式。

但具体作法差异很大，亟须在统一法典中作出规范。3.《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中规定的行政行为的种类大大超过了学者专家建议稿中规定的行为种类，包括：重大行政决策、制定规范性文件、行政执法、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裁决、行政调解、行政应急行为。